百年党史 每日学(十六)剑犁并铸度劫波 —— 中国共产党勇击内外浊流的战略抉择!

作者: 时间:2021-05-18 点击数:

这一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蓄意制造一系列反共行动;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还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军民生活极为困难。

剑犁并铸度劫波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规模最大、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当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笔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使报纸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赶在重庆其他报纸出版之前散发出去,周恩来命令报社将题词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报纸放进铺盖里装入箩筐,从红岩后山悄悄运进城内。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翻边战术

1941年,日军、伪军为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投入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历史罕见、令人发指的程度。“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00多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日本侵略者提出,要“力求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集中了58%—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90%—100%的伪军,实行军事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相配合的“总力战”。

这年夏,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地下抗日组织。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修筑大量公路网、碉堡群和岗楼等,企图隔绝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在抗日根据地,则发动惨绝人寰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加强对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坚决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强敌硬拼。唯有如此,才能不断钳制、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身力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要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多样化斗争,坚决打击“清剿”之敌。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敌后军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歼敌方法,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一战术经过山东战场的广泛实践,后来被罗荣桓总结为“翻边战术”。

贯彻执行“三三制”

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当时的南泥湾人烟稀少、河川纵横、杂草横生。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沙柳滩上砍林开荒,开垦水田种水稻、山地种黄豆、旱地种玉米。全体将士一人一把镢头,白天开荒地,晚上掏窑洞,困了累了,就在树林里搭草棚休息;渴了饿了,就摘野果充饥。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经过3年的努力,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将昔日荆棘丛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模范带头、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毛泽东自己动手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一有闲暇就去浇水、拔草。朱德专门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3亩菜地。周恩来和任弼时不仅参加开荒生产,还抓紧时间纺线,双双被评为中直机关的“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带头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强大鼓舞力量,激发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深入广泛地投入大生产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军民生活都得到明显改善。陕甘宁边区自1941年开始,仅3年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1943年,根据地机关大都能自给二、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仅占总收入的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如毛泽东所讲:“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全党全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上的决定性环节之一,为保障我军发展壮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为战胜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出减租减息、精兵简政、贯彻执行“三三制”等重大政策,统一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更加合理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更加紧密地团结了根据地各个阶级和阶层。

九月会议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脱离理论和实际的做法。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要求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确了全党整风学习的方向,是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

7月1日,为把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认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实事求是》报告,要求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历史和现状。随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党干部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会议决定,为彻底打破党内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统治,分析主观主义的根源,提出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报告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整风运动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回顾了1941年整风运动准备特别是“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很少。中央下决心改变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回过头来看,通过1941年整风运动准备,检讨历史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随后展开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能够战胜艰苦卓绝的困苦,就能成就彪炳史册的伟业。经过1941年艰苦顽强的斗争磨砺,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人民军队更富战斗力,抗日根据地更加坚不可摧,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迎接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心向党,筑梦前行。

剑犁并铸度劫波

翻边战术

贯彻执行“三三制”

九月会议

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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